出版家协会（ThePublishersAssociation），是英国全国图书和期刊出版商的权威代表机构，下设国际图书市场开发部（BDCI）、学术和职业出版部（CAPP）、普通图书部（GBC）、教育图书出版部（EPC）和电子出版部（EPF）5个部门。1998年曾率领有史以来最大的英国出版代表团访华的伊恩·泰勒（IanTaylor）先生，是该协会国际部主任，同时兼任英国文化委员会出版顾问。70年代任职香港和马来西亚麦克米伦出版公司，1984年加入出版家协会，一直致力于促进中英两国出版贸易和合作。11月30日下午，泰勒先生在位于伦敦国王路1号的办公室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。
据最新的统计表明，英国的全球图书出口总量已逾2．8亿册，在世界图书出版业中据重要地位。近年来，随着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革新和发展，不少出版社都显示出非常积极的国际合作愿望，你对这些情况已经相当了解。但是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，中国图书出版市场的变化，将会促成怎样的中英出版合作前景，目前似乎并不明朗，不知道你得到的反映如何？
——自从1976年首次访问北京、成都和广州之后，我就对中国图书市场的前景极为看好。英国和中国图书出版界的合作，尽管在过去20多年来进步很大，但由于种种原因和制约，两国出版合作并没有达到最佳状态。据我了解，英国出版家普遍感到，双方在现代图书出版和市场观念上还有很大差别，版权贸易以及图书出口渠道依然存在障碍，合作的形式和方面都很有局限。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英国出版界非常关注。
几个月前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时，我与中国同行交谈得到的最深印象，就是相当一部分中国出版家，对未来的外国出版商介入中国出版感到忧虑，他们担心中国的民族出版业会受到不利的冲击。这种考虑自然有其道理，但是将来的冲击未必都于中国出版不利，我个人甚至认为对中国的影响很可能是积极和有利的。中国出版界似乎对占领世界图书市场信心不够，目前所做出的努力也很有限。举例来说，中医类图书在英国很受欢迎，但市场上销售的此类图书很少有来自中国的，即使有中国版中医类图书，销路也不如英国人自己写的畅销。究其原因，则是中国出版家在图书出版上，从来都没有从外国读者阅读兴趣和心理上下功夫。因此应加强中国和英国的出版合作，联合开发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类图书，在英国出版英文版，在中国出版中文版，并且分工负责相应地区图书出口事宜，我想大家一起要做的事情恐怕就会很多。
当前英国在亚洲图书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，出版中心在香港和新加坡，但那里的人力和印制成本要远远高于中国内地，将来合作渠道畅通之后，中国可能会因之而成为亚洲和世界华文图书出版的中心。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中英文图书市场很大，英国出版界都认为开发前景很好，但是没有与中国同行的合作，单方面的努力怕收效不会很大。至于英国出版界是否会有大的投资介入，这是用不着担心的。多数英国出版公司资金有限，到中国作长线投资的可能性不大，出版公司的股东更愿选择收效快的短期投资项目。同样的担心也在波兰等东欧国家出现过，后来证明到那里参与出版机构收购和兼并的外国出版商几乎没有，原来期望得到更多西方投资的出版商感到很失望。
如此看来，未来的中英出版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了。
——那当然。就像前些天你和我讨论过的，中国出版界，具体来说像商务印书馆，在二三十年代在英文图书和教材出版方面都有过不错成绩，我相信随着中国出版市场的放开，同样的繁荣也同样可以再现。但我觉得，目前的英语教材和学术类图书开发还不齐全，以后这两方面会有较大改观。9月间我去过莫斯科，那里学术出版失去国家支持后损失很大，我希望中国学术出版机构要有心理准备，要更多加大与学术界以及国外学术出版界的合作。这里我要强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英国学术期刊出版界，对他们的刊物在中国的利益没有获得完全保障感到忧心。学术期刊在英国很受保护，因为大家经营都不太容易，所以图书馆一般禁止复印。但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却很普遍，有组织编译出版的情况也存在，我们希望中英双方协商解决这种问题。其实，英国出版商对介入中国市场的担心之一，也就是不能肯定他们的收益能否得到保证。中国对打击盗版行为的努力还需要继续。另外，英国出版界对目前中国出版行业人员缺乏对西方出版管理的知识，也感到茫然和困惑，因为这显然已经影响到了版权贸易和图书选题开发的进展。
关于中国出版专业人士的现代出版经营素质问题，你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就同我讨论过，并且说你明年的一个设想，就是要同中国出版界合作，创设一个现代化出版专业人员培训基地，请你再详细谈谈具体的构想。
——我在香港工作时，参与过麦克米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英语工具书出版方面的合作。那是我介入中英出版合作的开始。这么多年与中国同行打交道的经验，让我感到目前了解西方出版管理模式的中国合作伙伴太少。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将来的合作伙伴肯定希望中国同行更了解他们的出版发行观念、方式，以及版权贸易的基本原则。比如说，我每年都到法兰克福书展，而且一定要同参展的中国同行接触，但发现每年都在不断变换参展者，而且参加者很多不具备起码的外语能力，同时也不都是出版社的版权交易决策者，这让西方出版社同中国出版界合作的积极性很受挫伤。我不反对出版社把出国当成福利待遇，但是他们必须明白，每年必须有一个或两个有外语能力的专业版权贸易人员参加。英美出版商每年参展的人员基本固定，平时也经常相互沟通相关出版信息，大家都注意维系长久的合作关系。这是中方所缺乏的。因此，加强对中国出版人员的培训工作很有必要开展。
我希望与中国出版家携手，共同在北京或上海开办一个出版培训基地。我可以在英国组织牛津、剑桥，或者苏格兰的出版家和出版研究者，请他们到中国来短期任教，在现代出版管理、人力资源开发、图书选题策划、宣传促销和版权贸易等方面，以开办讲座的方式授课。这个项目以短训为主，每一到两周一个主题，由相应专家主讲。如果中国出版家希望到英国来接受培训，我们也会提供支持。但那样的成本和代价会很高，不如在中国国内接受培训。其实，英国的出版职业培训也一样，没谁有可能专门抽出一两年时间脱产学习，大家喜欢的方式还是短期培训。就我同中国出版主管机构协商的情况看，中国方面很欢迎这样一个项目，大家有信心办好这件事。如果可能，我希望一两年内能促成此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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